在2017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雪花漫不经心地从天空中落了下来。

这几片雪花落下之前，京城的冬天几乎每一日都是艳阳高照，还有一道蓝色的天际线。

这小小的雪花一闪而过，2018年的第一天，阳光灿烂，晴空如洗。

在冬日暖阳里，翻几页书，饮一杯热气弥漫的水，像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一个筹谋移民几年的朋友在这个冬天放弃了离开这座城市的念头，她说：“有一刹那感到岁月静好。”

这位姑娘，患有过敏性鼻炎，这几年来，深受空气污浊之苦。

她说，这个冬天有时会感到幸福。

幸福？什么是幸福？

她说，就是那种来自心底的愉悦感。

她带着浅浅的笑：“就是很满足，对这个世界没有再多的欲求。”

我不怀好意地看着她：“一个月前，我老家的亲戚来电话说，他们整个县城的厂子全关了，闲得天天打麻将。”

她说：“我知道，我知道。我还知道，我老家的孩子们，在冬天里不让烧煤供暖，手都冻烂了。家里的热炕也被砸了。”

我说：“你的所得正是他所失去的。”

她说：“我知道。我们家的小时工春节后就不再回来了，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他们要回去了，这座城市也不欢迎他们。你看，我感到幸福，我喜欢这蓝天下的太阳，但也不好意思满世界的讲。”

“已经有人为你们总结了，这叫道德焦虑。”

而你以为这样的暖阳就是姜文、王朔少年记忆中阳光灿烂的日子，那种阳光砸在地上的北京，那两厢对照相差还是太远了。

如果统计这个冬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会发现多数日子处在良和轻度污染之间。但这样的天气已足以让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忘记这曾经是一个问题了。

2017年刚刚到来之时，弥漫京城两周的深度雾霾已成往事。

这就是我们的中产阶级，矫情又容易满足。

在2017年的年底，北京市政府为了天际线的拆除广告牌和清理人口遭遇了广泛的批评。此时总有人引用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陆地，但是总有人站得比我们高一点，即便这需要他们把屁股放在你仰视的目光里。

我们生活在一座山上，区别只是谁离山顶更近一些。

与道德焦虑相比，阶层焦虑正在深度捆绑这个大时代的小人物，担心房价下跌，货币贬值，所在的公司不能上市或者一夜之间倒闭。

在过去的2017年，我们沉浸在宏大叙事中，常常热血澎湃不能自拔。

新时代的号角隆隆，如同世界潮流般浩浩荡荡，能否成功上车还是被时代无情抛弃似乎在一念这间。

我们有时欢迎政府霸道总裁式的当家作主，扫除一切不洁净之物，一如王石，即便在万科全身而退，也不接受一位民营企业家在资本市场的正常收购，他向深圳国资委纳上投名状，将一家混和所有制企业彻底变成了地方国有企业。

中国房地产的王石时代在2017年6月30日落幕。

在个人财富与国家的关系上，在2017年是让许多富可敌国的财富领袖纠结的一年。

自2013年起，多次被福布斯称为中国首的王健林在2017年以非凡手腕甩卖手下多处资产，13个文旅项目和77个酒店以637.5亿元一次性对外出手转让。

如此庞大的资产相比637.5亿元，被外界认为是白菜价。

和王石一样宣称从不行贿的王健林，被传说与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相悖，或者其一系海外收购导致了外汇储备的外流。

“我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王健林在2017年到底遭遇了什么，外人不得知晓，但他高调的儿子王思聪从此被认为最适合书写当代红楼梦的执笔人。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类似的桥段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嚼烂的了，但是这并不适用于王健林，王的帝国仍在，只是这个时代需要他低调。

与王健林的风波相比，顾雏军在2017年的年底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北京市一中院在2017年12月22日判决中国证监会向其公开《证券期货案件调查规则》。同日判决中国证监会在法定期限内向顾雏军公开其在2005年对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启动立案调查程序的主席办公会议的立案调查理由、立案调查结论、会议举行时间、参会人员名单、会议内容、会议表决内容、会议纪要。

这一消息对于许多人而言可能一头雾水，只是多数人可能忘记了世上还有顾雏军这样一个曾经的资本运作。

顾雏军，原格林柯尔创始人、原科龙电器董事长，一度控股科龙电器等5家上市公司。

但这一切止于2004年12月， 彼时广东证监局询问顾科龙是否在广东发展银行给大股东格林柯尔担保2.76亿美金。科龙彼时净资产只有28亿，若有2.76亿美金担保，则是重大信披违规。

这一有众多疑点的指控，最终顾被安上了侵占挪用诈骗国有资产等八项罪行，在关押两年多后，以在2008年1月以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挪用资金罪三项罪名被法院判处刑期10年。

风云人物的顾雏军在2012年出狱后，已是两鬓斑白。终于有了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证监会公布相关文件的机会。

顾相信，随着相关文件的公开，“届时范福春(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刘兴强(广东证监局前局长)、陈云贤(广东顺德区委前书记，广东省前副省长)伪造的科龙电器在广东发展银行第二营业部向我(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公司开具的2.76亿美元的虚假保函将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范福春、刘兴强、陈云贤为了强夺我的科龙电器的股权而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伪造证据、入我以罪的犯罪行为也将会大白于天下。”

彼时顾的遭遇源于2004年一场席卷全国的“郞顾之争”引发的国有产权改革大讨论。

2004年8月，自称经济学家的郎咸平发表了《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指顾雏军以七种手法侵吞国有资产，在收购活动中卷走国家财富，自此引发了一场全民议论的“郞顾之争”。

彼时的媒体也多数站在郎一边，赞誉其为”国有资本的看门狗“。

顾雏军的个人悲剧也引发了一轮“国进民退”的新运动。

今天的商业明星中已没有了顾雏军，这个失落的老年人支撑他意志的是恢复名誉，将构陷之人送入他曾经的困厄之地。

今天对于“国进民退”是否真正的存在有不同的解读，但民营经济并没有因为顾的个人悲剧而止步也是事实。

目前，来自澎湃新闻引述的数据显示，我国民营经济每年创造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50%以上的税收，占到60%以上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提供了80%以上的社会就业。

而有今天的经济结构，一种解读即是马云、马化腾等人推动的互联网经济的崛起。

整整三十年前，1987年9月14日，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维纳·措恩教授的帮助下，王运丰教授和李澄炯博士等中国科学家在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ICA）建成了一个电子邮件节点，用英文和德文向德国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

这封邮件不长，只是一句话：“越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第一封中国到德国的电子邮件。”

由于德方邮件服务器程序上出现了一个漏洞，这第一封电子邮件，用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才于北京时间1987年9月20日20时55分送达地球另一边的德国卡尔斯鲁厄。

虽然迟到了，但是它是中国加入国际互联网大家庭的开始。

中国互联网的30年，让今天的我们所思所想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

可以说没有互联网，就没有今日的中国，互联网的高速生长是中国民营经济成长状大的基础。

它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无阶层创业潮，让每一代新出生的中国人总能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与这个世界同步思考与享受生活，将这个国度曾经的落后封闭远远地甩在身后。

有评论称，在中国的数字英雄中，与赵薇不熟的马云，以其巨大的成功，避免了中国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阿里巴巴、腾讯让中石油、中移动等公司的垄断变得不再刺眼。

2004年之后的顾的遭遇引发的恐慌在互联网面前得到了抚慰。

他们成功推动中国以物质资源争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变成了以技术、数据和效率竞争推动的新经济。

马云也许不认可这样的评论，这样的变化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完成的。

但是之于马云，其成功顾然有值得称赞之外，共“支付宝随时可以献给国家”的言论却必以柔以批判。这一言论与许家印“财富随时可以献给国家”一样，没有以企业家的身份为自己的财富代言。

拥有比一般大众多的多的财富不是耻辱，更不应感到恐慌。

在互联网进入中国30年之际，做为中国强调互联网治理模式的原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玮身陷囹圄。

一度有互联网沙皇之称。

鲁玮曾训诫众多媒体负责人，并有名言：“不要爱惜羽毛，你们本来就没有羽毛。”

鲁的落马引发各界人士的正面评论。

互联网需要更自信的管理。

2017年是一个高度被定义的时代，在官方话语体系中，我们进入了新时代。

在这个新时代，不同阶层的利益与诉求已截然不同，对财富的看法也千人千面。

新时代不需要富甲一方的奴才，而是人格独产的社会公民和企业公民。

让民众成为财富的创造者，固然是社会管理者的责任，让民众成为财富自由的支配者也是社会管理者的义务与奋斗目标。

在2017年9月，十九大开幕之前，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这一意见引发中国众多的经济领袖人物公开表态，支持对国家对企业家精神的认可。

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价值正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缺失的部分。

这样的缺失曾引发一个时代的悲剧。

回望这已经过去的2017年，这是一份迟到的，也并非合格的新年献词，它是一个普通人对2017年的管窥记忆。

但以此文献给那些在创业路上奔跑的年轻人，热爱这个国家，并有与她长相厮守的信念。

2017年新年致辞：

《在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让自己成为那个不被世界改变的人》

2016年新年致辞：

《致新年：在路上的青春与刀光剑影的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