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业界对两个洋人的离去和跳槽炒作的有鼻子有眼，并进行了各种演绎，成了网上的热点。如果从市场化角度去看，无可厚非。有人甚至夸张地说，墨菲出场总有新闻，戴雷请假也会遭人猜测，他们如同明星被狗仔队盯牢，暴露在公众视线里。

媒体为何对这两个人物感兴趣？显然，这都与他们的从业背景有关。

先说墨菲吧。墨菲是个其貌不扬的人，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普通，但很敬业的印象。作为通用外派来中国出任担负汽车制造使命的高职，用27个月建成上海通用的速度被时任通用总裁瓦格纳称之为奇迹，在媒体传播中出现了“上海通用速度”这个词。当时的墨菲是幕后英雄。在“没有别克就没有帕萨特”的硬逼之下，通用的强势与大众的应对，自然形成了很大的反差。由此，上海通用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占据了上升势头，其不可阻挡的气势，一度成为舆论追捧的热点。

上海通用是上海的骄傲。墨菲也随着在上海通用的功劳升迁，成为了通用中国的董事长。由此登上了汽车这个叱咤风云的舞台。

相比较而言，戴雷就是个年轻后生，善于同媒体打交道，人又长得帅，加上交流便利（懂汉语），工作上很讨巧。同时中文水平也不断长进，获的了“好人缘”的名声。这种适应能力让我吃惊，是其他老外所不具备的能力。

年轻有为，加上对中国的了解，在这位70后身上体现了国际化的范儿，但更多的还是他对变化瞬息的汽车环境有深度的体验和敏感。当史登科从宝马中国退休之后，这位跟随者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新的舞台，很快就成了猎头公司炙手可热的人物。

英菲尼迪成了他单飞试水的第一个舞台。有人说，其成功就在于“敢·爱”，凭借宝马的经验，复制果然成功。英菲尼迪也因为由于他的到来，风生水起，改变了在华营销的被动局面。大把的炒作和赞助，将豪车市场搅得“昏天黑地”，一夜之间，使这款“日侨车”提升了不少知名度，至少在《爸爸去哪儿》的轰炸中抢走了不少眼球。随后，英菲尼迪国产，再出任合资企业的老总，戴雷在复制史登科的成功上又更上了一层楼。

回顾墨菲和戴雷在华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老外在中国获得成功都与机遇有关，成败也与适应环境有关。

墨菲离开通用之后一直在走下坡路，每次跳槽都没有赶上好的机遇，似乎离开了通用的平台就失去了“灵光”，除了没有把握好机会外，还是对中国不了解，适应不了角色的转变。记得刚到观致时，他和孙晓东请我去座谈，苦于品牌弱，背景不强，产品好，但市场不认，想复制上海通用不简单。

对于这种无奈，墨菲的离开已是迟早的事。墨菲的谢幕，可以说还是不适应中国市场，这样的离去不免有点悲凉。

而戴雷不一样，仗着年轻和积累的人脉，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显然，他敢于折腾，他也清楚，互联网造车是个什么玩艺，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追求”，至少要比干实体来得更有新意和刺激。看来，问题不在于造车，而是可以借助互联网的风头把自己吹起来。

我不敢说戴雷是在“冒险”，但他的敏锐和果断已经带来了人气效应。看来他要比中国人更懂中国。不管现在外界怎么评价互联网造车，但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事实，那就是现在涉及此领域的都是聪明人，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的折腾绝不会儿戏，玩得究竟是什么？想必他们要比常人心里更清楚。戴雷们的“冒险”正在把汽车带入资本和科技的游戏中。

看来汽车裂变也绝不是汽车本身，首先是人和他们的观念在激烈地震荡和裂变。